同时，应敏锐、准确地把握经济走势出现的趋势性变化，更加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着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科教兴省战略，新世纪又启动创新型省份建设并取得重大进展。近5年，江苏服务业占GDP比重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省份中提升最快，但与加快转型升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完全满足制造业需求，传统服务业比重偏高，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风险因素的恶性爆发都足以在中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地方政府缺乏财力,有可能令部分地方融资立马变成不良贷款。影子银行业务的规模大致在10万亿元左右,它们其实是对银行业务的补充,问题是它们的发展并不规范,投资者基本不做尽职调查,对投资项目缺乏了解。如果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失控,都有可能令金融危机由风险变为现实。全国民间借贷大概4万亿元的规模,与全国银行贷款余额50多万亿元相比,市场并不大。

对于居民来说,将钱存银行实际是赔钱的买卖,过去是一股脑地涌向房地产市场,现在又集中购买理财产品。目前最应该防范的是政府难以抵制各个领域包括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铁道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要求放松政策的压力。美国签署WTO协议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因为要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即便最后签了协议，如果不能够得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等于没签。

这就是为什么4月份没有达成协议的原因。感到不安的是，他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当谈到敏感问题时，他的眼眶湿润了。两个小时的采访，在徐徐打开中国加入WTO谈判这幅历史的画卷时，龙永图向我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脆弱，一个受到过伤害的人的忧郁，虽然他的外表依然如同常人们见到的强势。这件事非得要总理协调才行。

朱总理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在此之前的前一天，由于秘书外出，龙永图并没有拿到我的采访提纲，他要我在电话中把采访的十个问题一一读给他听，电话的另一头几乎没有反馈，我开始怀疑，这些问题问得有些ABC吗？7月28日上午十点，我来到龙永图设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进门处标牌上写着20国集团研究中心，龙永图目前的头衔是该中心的秘书长。

11月15日，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而龙永图不愿意解开这个谜。《21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总理访美的问题上，是外经贸部的工作没有做好，让总理没有面子。因为1992年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谈判，涉及到体制上是否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令我宽慰的是，他认可我的疑惑。龙永图：你说的是在贸促会的发言，那个是官方文章，还有报纸登出来的关于世贸精神的。江主席提出了趋利避害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经过努力可以把弊端减到最小的程度，把有利的方面扩大到最大，甚至把坏事变好事。开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报纸上，甚至我们内部的文件里面都在那儿讨论我们入世的条件，说清楚美国人怎么提出来，我们怎么应对，那么这个东西已经是保不了密的了，对吧？第二个，这个事情都公开或者透明怎么谈成呢？当时岚清同志的意见是，还是要借鉴我们和外国人谈边界条约的做法，直到条约签订的最后一刻才公布。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9年，又花六年的时间谈开放市场，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的决策。他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办公室，马上进入我们的谈话。

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就谈到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中美战略合作对话已经升格在王岐山副总理的层面，要有更高层次的人来协调各个部门的人，才会形成统一的观点，进行有效的谈判。

那就没有最后的协议了。一般来说，无论是复关还是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个新提出来的申请方，需要提交一个经济贸易体制的说明，之后是要接受对其经济贸易体制进行审查，审查时间一般是1-2个月可以搞定。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今年4月份我见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的徐秉金，他给我讲了一个龙永图向朱镕基总理要授权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印证了龙永图所谓的不懂官场政治的说法，其不懂的程度简直令我目瞪口呆。为何朱镕基总理明知不能签成协议依旧访问美国？《21世纪》：我有几个疑问。也许有人至今对曾经描写龙永图是敲开WTO之门的新闻报道耿耿于怀，可能我们要先收起我们的妄评，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后，至少给这个结论增加新的内容，谁知道呢？复关入世15年的三个重要节点《21世纪》：6月份我到美国采访，几乎人人都提到您，他们都表现了对您的尊敬，还特意让我给您捎话。

谈判完成后，我曾准备写一个报告，建议把贸易谈判代表放在国务院。龙永图给朱总理的这个电话是中国入世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当然也是龙永图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无论谈成与谈不成，他为这个电话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怎么开始呢？《21世纪》：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我在电话中对您讲了。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

针对当时大家的争论，中央做出这么个决断，觉得这还是对统一认识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你再扯利，再扯弊，可能扯1000个弊，也可以扯出1000个利，如果利大于弊才能谈，利不大于弊，还谈什么？这不是折腾么。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

然后是9·11，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东西。我想，在他的内心一定称得出WTO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当然也会称得出他所做出贡献的分量，他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不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而我们的谈判办公室是放在一个部门，从机制上来讲，我们的经贸部是不能指挥计委、银行等部门的，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单位。

当时都写好了，但是没有向上报。比如说在1999年11月份那个时点，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抓住机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中国入世结束之后，我做过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有三个阶段：1986-1992年是第一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有六年的时间。能谈谈体制的问题吗？龙永图： 关于体制的问题，美国的贸易谈判是由总统贸易谈判办公室负责，它直接受总统的领导，而且是总统授权的。

2006年7月16日，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开幕时，俄罗斯曾希望在圣彼得堡结束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布什总统没有为俄罗斯入世背书。在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后，解决了我们中国入市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否则不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

十年之后再评估龙永图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所在。第二个节点就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问题，奠定了体制基础，使我们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那个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当时我们谈判的代表团要变着花样讲述中国的经贸体制，介绍什么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最后还要补充，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计划调节为辅的，等等。《21世纪》：就是无法认定明确的出处……，您能够介绍当时的利弊之争吗？龙永图：主要是当时有很多的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很大的冲击，得不偿失，有些同志甚至从政治上讲，这是美国人拿这个事情来分化我们的一个手段。

另外新总统上台要重新组织谈判班子。最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谈了一次。

龙永图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就决定签。

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应对的，掌握了什么尺度，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朱镕基总理站起来不听了，问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因为美国人、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1992年10月份，我们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但是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